第一代社会法的基本职能，是对弱者生存利益、人力资源实行社会保护。

当地有很多民众也拒绝接受这种结论，[36]甚至有人宣称，宜黄人应当拿起法律的武器，要回政府给付钟家的医疗费及其它费用。[43] 在宜黄拆迁事件中，传媒介入后完全从似是而非的道德立场出发反对拆迁，并通过各种方式放大谴责宜黄政府的言论，客观上将政府放到了非正义的立场上，等于在鼓励钉子户继续和政府对抗，从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，在法治框架下解决的可能性因此也越来越小。

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曾交代：南都记者获得了事件现场目击者拍摄的一组照片，113张照片详细记录了事件的全过程。2009年10月18日，拆迁人向宜黄县房管局申请房屋拆迁裁决，宜黄县房管局于11月3日出具了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书，11月19日向宜黄县人民政府申请了行政强制拆迁。《中国经济周刊》的一篇报道，花了很长篇幅讲述了自焚者的前半生，讲述钟家如何从安徽流浪到宜黄，靠勤劳致富，终于有今日之小康生活。传媒监督权的立场塑造，依赖于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：一是传媒人对自身的职业伦理约束，二是法律对大众传媒的规范。因此，该案传媒监督权的行使出现了法治偏差。

[28]参见宜人：《作为宜黄事件人员，我认为某些媒体是在刻意歪曲事实误导受众。  注释: [1][英]安东尼·吉登斯：《现代性的后果》，田禾译，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18页。[49]从认识论看，经社会一般角度，而非普通者个人或法律活动者的角度看，显然既不能认为普通人的真相表达与事物原本相符，是那个存在的复制，也不能认为法律人的真相宣称与事物原本一致，是那个存在的揭发。

而利益直接卷入法律活动的个人，典型如K，及间接或潜在卷入者，典型如寓言中的乡下人，其在某些层面亦为大多数的一员，故即使卷入，依然可能带有大多数人的一般性遗迹。现有文学评论的确已提到了这点。[92]而现实状况，的确普遍是旁人不知实情。在逐步获得信息时，通常论，因信息获得的途径有限，间接听读几乎为最主要的方式，故普通人获得的信息自然零散。

[64]未必真是无视，因为已进入程序而且法院可能已有证据。或如卡夫卡所说，对法律理解常会各异，甚至阐释条文也已经成为法律了，[52]但社会趋向听从法律人，尤其有最终决定权的。

[85] 由此进一步，可发觉，卡夫卡用交互映射的方式，将K自己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态度和大多数人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态度，结合起来以作展现，以K感受为中心点向周边大多数人扩散，强化读者对大多数人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态度的认识，又以周边大多数人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态度衬托K的意识表现，证明大多数人的概念甚至可包括深陷诉讼中的任何个人，使读者相信，旁观式普通人法律态度的自然、普遍。特别当法律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主动干预社会时，与法律有关的信息则会通过另外一些渠道，如行政执法式的警察告知、审计提醒、税务稽查，嵌入一般人或外行人的思想。[73]故卡夫卡的法制文学提醒注意一个观念：法律的象征本为贵族。前注[19]，[美]奥斯丁·沃伦文。

当然能发现，法律规定有时赋予人们选择的权利，如选择诉讼管辖以实现利益最大化，此似乎暗示法律并不拒绝霍姆斯式的被利用，但法律初衷，必定不希望成为被坏人利用的工具（即使此坏人应定义为经济理性化的主体），相反，最期待被虔诚的对待。[83]参见[法]阿尔贝·加缪：弗兰兹·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（1942），刘半九译，载前注[19]，叶廷芳编书，第103～104页。[65]这在表明，作为行规的态度、伦理，与普通人的理解总有差距。此外，进入近现代，法律秉持现代性发展，尤其伴随国家现代性的欲望，如民族国家的统一强盛、对外更易获得生存赢得竞争（卡夫卡所在时代—20世纪初期—即表现民族国家有此渴望），普法推广亟需深入，而即使如此，亦不意味着法律行业的秘密可转化为公共知识，及公共力量，或演化为全民法治事业的思想内容。

这意味着，普通人中，一种类似旁观者的角色更广泛，其话语特征表现为法律是如此，但更重要的是生活，或时而表现为更重视埃利希提到的活法，即社会一般行规，如工厂、学校、医院、市场的，[9]总括之，对法律表现为不置可否。但法律人终究需要被侧重，即使被赋予了秘密，即使秘密无法揭开。

但本文赞同波斯纳的基本判断，即《审判》对法制的态度偏中性。[53] 此外，无论事实真相还是法律原意，虽然在普通人和法律人之间会有差异，但从较长甚至更长的历史视野看，可能彼此互换，即一定时期的普通人理解，也许变成后来法律人的理解（法律人主动接受），反之亦然。

当发生事件时，除直接目击、听见、接触的现场者，人们要么毫不知情要么逐步获得信息。进一步，如我们读者是正常的普通人，是否同样像卡夫卡法制文学中的人物，易遵循既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，遭遇信息获得有限？如此，面对法律活动是否同样易旁观？ 换言之，遵循既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，及信息获得有限，与前述法律秘密和行业性质，存在辩证关系。实际上，卡夫卡通过各类人物的言谈话语及行动，如格鲁巴赫太太、爱莎、丽尼和画家的，包括主人公K，非常敏锐地将这些最一般的常人生活逻辑细密铺开，并将信息不完全的制约迂回展示。然而，几乎相当一部分的文学评论承认，以《审判》为标志的卡夫卡法制文学作品，在细节层面上写实丰富、经验合理，[30]这又为本文的‘文学进入的技术理由做出了佐证，从而使本文的法学推进更加可行。而在卡夫卡法制文学中，基于具体描述的叙述策略，可看到与之相关的系列化行动、语言，及同样系列化但备受争议的态度、伦理等。显然，如果未卷入，则一个人较多可能不太认可外行的独立、反抗，即较易相信法律人的法律态度（如果要求做出表态）。

[54] 而更关键的，在于法律人的事实真相、法律原意的认定，需要中立，还需令人必须忍耐的时间，即不偏不倚及耗费光阴查清证据、仔细推敲法律文本，以求可靠。当法律成为职业、专业、术业，且自我日益深化完备，充满独特理性和技艺，则善待普通人的旁观选择，或许更益于法律人的事业，使法律活动的展开更顺利，惠及社会秩序。

所谓经济学，意指法律活动有时不使普通人满意，普通人便会另寻他路，或远离或躲避，如此以削弱法律活动的供给，或增加了法律职业或事业对外服务以获得行业收益的机会成本，从而提醒法律人校正自我。[14]见本文第四、五节分析。

故不置可否、旁观、沉默的态度，是对法律秩序和其他社会控制方式的较特殊但又普遍的主观维护。这意味着，渐进的历史、时间是重要的概念。

其一，如果法律活动出现明显的腐败，即不仅普通人认为错谬，而且法律人亦承认，普通人质疑显然是正确的，旁观态度则应否定。由此可见，一个行业仍无法成为全民事业。其中，K作为角色有两个层面：首先作为普通人其质疑法律，认为自己冤屈，此自然为主要。其时，众所周知，德国法律因潘德克顿学派努力已日渐学术化。

[77]而与K颇有暧昧关系的丽尼，明知K卷入诉讼，但除缠绵说情外依然不关心案情到底如何，实为不置可否。（三）普通人不懂法律，有时是种痛苦，但仅仅有时。

此思路强调了法律秩序有效、有益运行的另外条件—普通人的某种法律态度，还预示了更宏观的社会秩序、正义和收益有效有益配置的另外方式。[奥]弗兰茨·卡夫卡：《审判》，曹庸译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303～310页。

[11] 所以从卡夫卡的法制文学进人，展开讨论，是因为细阅读，《审判》、《关于法律的问题》和《辩护人》三者逻辑一以贯之，既无赞扬法律的意思，也无贬低法律的企图，[12]总体上仅希望将现实中的一种社会悖论予以提示：法律人必须迎接普通人的质问，但经由社会分工演化而成的法律行规历史，又必须压抑质问，因为，法律总要运作，质问者亦无法离开法律的惠助。通过文学的基本分析和法学的深入探讨，借助卡夫卡法制文学的叙事平台，应重新理解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，因为其对法律活动的有效展开，包括法治建设的健康推进，或许存有助益，亦为理解上述历史主义的关键。

当出现K这样的诉讼活动，及《寓言》中乡下人面对法院大门，或其他法律纠纷和现象时，在现代法治话语的逻辑中，正确答案是应积极观察、讨论、评价，以从法律人活动中受到教育或监督、纠正其活动的失误。《辩护人》则对这些表象作出延伸补充：审判注定涉及广泛，其调查过程像看不见的小老鼠，能穿过最小的间隙，穿过辩护人的大腿缝。[69]几乎每个被告，包括极普通的人，都在最初就抱有改进司法的满腔热情，结果往往都是浪费时间与精力，[70]如此看，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适应现行环境。关于文学鉴赏的心理，文学鉴赏理论便常认为读者有时存在认同需求。

第二，法律人与普通人的交流是重要的。但此现象已表现了内行人的特点，只是身份有别于后者，不能认为是普通人的。

参见前注[12]，Parker B. Potter文。秘密加之行业特点，势必增加普通人的理解成本或成为其理解的障碍。

这种历史主义提示，作为社会分工结果（亦作为政治权力配置衍生结果）的法律职业或事业，从事法律活动并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时，自然存在某些瑕疵甚或失误。但其更敏锐之处，在于将此逻辑、制约和法律活动对照起来，使其并行，引导读者反思对照而来的含义、并行产生的意义： 法律是秘密，亦为贵族的活动，其和行业紧密相连，但秘密及贵族的涵义又缘于常人的生活逻辑—遵循既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，还有信息获得有限。